|
搜索所有 中國評論新聞網 中國評論月刊 中國評論月刊網絡版 |
| 用時 0.265 秒 |
專訪金庸：辦報紙是拼命寫小說是玩玩（圖）
很多人給你寫傳記，你自己看嗎？ 人家寫的傳記不對，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講一句，完全沒有一個人來跟我談過。我自己不寫自傳。寫自己的事情，壞的事情自己不大會寫的，一本書全部講我自己好的，那這本書就是假的。 香港明河社的門口挂著金庸先生手書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先生的辦公室是一個寬敞的書房，落地窗外，維利多亞港的無敵海景盡收眼底。書架上的藏書，其中一面是各種版本的金庸作品集，兩岸三地的繁簡體版外，還有多種譯文。 金庸先生鄉音未改，閑談中多次提起家鄉：“海寧地方小，大家都是親戚，我叫徐志摩、蔣複璁做表哥。陳從周是我的親戚，我比他高一輩，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國維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過我的老師。蔣百里的女兒蔣英是錢學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當年我到杭州聽她唱歌。”現在常常一起吃飯的朋友是有同鄉之緣的倪匡和陶杰，而美食家蔡瀾是新加坡人，只對中國的潮州、福建、臺灣以及東南亞的菜肴有興趣，金庸先生對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 提起圍棋，金庸先生談興甚濃。“圍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訓，得心悟，得天壽。”之說，他頗爲欣賞。“以前我興趣最好的時候，請陳祖德、羅建文兩位先生到家裡來住。”而他與余英時先生的交往，多與圍棋有關：“余先生喜歡下圍棋，他棋藝比我好一點。他太太自稱爲‘圍棋寡婦’，余先生老是下棋，沒有時間陪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說，“余先生的岳父陳雪屏圍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兒，先下一盤棋看看。”記者聞聽這種“小說家言”，笑道：“聽余先生講，他和余太太陳淑平談戀愛的時候，還不認識陳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結婚七年了才正式見到陳雪屏先生。”事後，記者爲此事問過余英時先生，余先生聽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黃永玉、黃苗子、鬱風的舊事，感慨鬱風過世了。對書畫，他時有出人意表的品評，又提起啓功先生：“啓功來香港見我，我寫幾個字請啓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絕不可以臨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風格，一學碑帖，自己的風格完全沒有了。’我說：‘啓功先生，你這句話是鼓勵我。我碑帖沒有學，但書法極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極重，不時主動問起記者訪問過的學者近况。余英時、許倬雲、金耀基的師承與學生的趣事，金庸先生聽得興味盎然。記者提起余英時先生的學生陸揚和金庸先生的老師麥大維(David McMullen)相熟，兩人見面時曾細說金庸在劍橋大學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時先生現在戒烟，金庸先生說：“抽烟抽慣的人，要戒很難。鄧小平當年見我，也談到這個問題：‘我年紀大了，人家勸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體不好。’” 和金庸先生暢談兩個下午，恍覺曾經聽說“金庸口才不好”不過是一種誤會，原來只要是他感興趣的話題，講起來也像武俠小說一樣引人入勝。談話的焦點始終幷非武俠人物，而是學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遠渡重洋的楊聯升、陳世驤、夏濟安、夏志清，一一道來，如同江湖一樣好玩。 到劍橋目的不是拿學位 時代周報：你在劍橋大學讀書讀得怎樣？ 金庸：劍橋大學先給了我一個榮譽博士，劍橋的榮譽博士很難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請念博士，他們說：不用念了，你這個榮譽博士已經比他們都高了。我說：我的目的不是來求學位，是來跟這些教授請教一下，念書。後來校長就同意了。在劍橋念博士有一個條件，就是博士論文一定要有創見，如果是人家寫過的文章，就不要寫了。教授委員會有二十幾個教授，他們要我提準備寫什麼東西。 我首先提到一個匈奴問題，因爲中國學者認爲在漢朝時，衛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過，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這種講法，認爲匈奴是在東亞、西亞、中亞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個民族，所以跟中國講法不同。我準備用中國的史料寫關於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專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講了一些話。我說：我不懂匈牙利文，對不起，你講的意見我不懂。他說：這個意見已經翻譯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薦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來研究這個問題。我說：我年紀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說：你最好另外寫一個問題。 我就想寫一個關於大理的論文，因爲我到雲南去，大理送了我一個榮譽市民稱號，送了我一塊地：如果你喜歡在這裡住，我們歡迎你。我說：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資料，也去過幾次，我寫大理成立一個國家的經過是怎麼樣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瞭解。不過，有一個教授就講了許多古怪的話，我也不懂，他說：這是藏文，本來南詔立國是靠西藏的力量來扶植的，所以大理等於是西藏的附屬國，後來唐朝的勢力擴張過去，才歸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關係是很深的。我說：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覺得寫大理不大容易。 那麼，我就考慮到中國考古學家從西安發掘出來的東西。以前說唐朝玄武門之變，兵是由東宮從北向南走，再打皇宮。我說這條路線不通的，爲什麼要這樣大兜圈子呢？直接過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寫歷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這樣寫就這樣寫了。我研究發現是皇太子和弟弟過來，李世民在這裡埋伏，從半路殺出來，把他們打死了。歷史上這條路線根本就是假的，因爲李世民作爲弟弟殺掉哥哥不大名譽。教授說：有沒有證據？我說：證據就是發掘出來，東宮在這兒，皇宮在這兒，過去就方便了，這樣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認爲唐朝的歷史學家全部受皇帝指揮，不但是唐朝，從唐朝、宋朝，一直到“文革”時候，所謂真的歷史好多是假的，喜歡怎麼寫就怎麼寫。原來歷史學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麼寫就怎麼寫，現在的歷史學家還是一樣，還是假的。好像開國大典的照片出來，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彭德懷這些人都在哪兒。後來彭德懷發生問題，彭德懷在照片上沒有了，後來林彪發生問題，林彪在照片上沒有了，彭真有問題了，彭真在照片上也沒有了。 時代周報：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金庸：哪個人打敗了，勝利的人喜歡怎麼講就怎麼講，現在林彪慢慢恢復名譽，林彪就慢慢出現了。現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說唐朝的歷史也有很多值得懷疑的地方。劍橋大學的教授就說：那你寫這個問題好了，其中懷疑的地方必須要有歷史根據。我說：中國歷史上忠直的歷史學家很多，但是假的歷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認爲玄武門之變的那一段歷史中有些假，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這個問題蠻好的，而且在外國人中沒有人提過，你把這個問題寫出來。我的碩士論文就以玄武門之變爲主要的內容：《初唐皇位繼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數。 時代周報：現在你的博士論文準備寫什麼？ 金庸：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安祿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兒子榮王去抵抗，後來這個榮王死掉了，歷史上也沒有講爲什麼會死掉了，他手下的兩個大將也給皇帝殺掉了，我說這中間一定大有問題，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兩個大將殺掉了。我找了很多證據，證明這個事件是歷史上造假，其實是太子在發動政變，把弟弟殺掉了，而且他占有軍隊，連父親也不敢動他。 我的導師也同意。我就認爲中國爲什麼缺少民主，從唐太宗開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謂“槍杆裡出政權”，哪個人兵權在手，就是哪個人做皇帝。我要在這上面發揮。我的導師就說：你這個意見蠻好的，可以寫，儘量找點歷史根據。外國論文好像跟中國論文沒有關係的，外國人寫論文，一定要有歷史根據的，完全沒有根據，自己想出來是不行的。我說：好吧，我會找根據。我的基本論點是中國的皇位從來不講傳統或憲法，憲法是講皇帝的皇位應該傳給嫡長子的，實際上是哪個有兵權，哪個會打仗，就傳給哪個。中國是不講憲法，講兵權，外國也講兵權，但是外國做得表面上漂亮一點。 時代周報：那你的博士論文規定什麼時候要交？ 金庸：博士論文本來規定要到劍橋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紀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經得到榮譽文學博士，地位比校長還要高。教授委員會决定我可以不在劍橋做研究，要研究中國歷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導老師麥大維年紀大了，已經退休了，他要等我兩年，兩年之內把博士論文寫好。 時代周報：你原來在劍橋大學讀碩士時住了多久？ 金庸：我在劍橋大學真正讀書差不多兩年。在劍橋大學，本來我騎單車就很快過去，我太太說：年紀大了騎單車很危險，汽車也不大守規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課，坐的士就很貴，差不多一百塊錢港幣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後來，我去一次，我的老師也會騎單車到我家裡來教一次。 時代周報：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你過了80歲，還到劍橋大學去讀書？ 金庸：因爲劍橋大學有學問的人多，教授雖然只研究一個學問，但是一門功課很複雜的問題他都瞭解。 時代周報：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學都拿了榮譽博士學位和教授稱號，還是那麼感興趣到大學讀書？ 金庸：我到劍橋，目的不是拿學位。我喜歡跟有學問的教授討論問題，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歷史學家認爲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學問的人是漢奸，現在我們的民族觀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漢族、滿族，大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我到北大演講也主要講這個問題。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們漢族辦得不好，你滿族管管中國也不差的。 時代周報：聽說你小說封筆後，有人問你有什麼感興趣的事，你說想寫一本中國通史，現在還有這個興趣嗎？ 金庸：我研究歷史越多，就越覺得困難了，歷史的觀點也不同了。北京大學有一位教授蘇秉琦先生，現在過世了，他說研究中國歷史有兩個怪圈，第一個怪圈就是我們用漢族觀點，你滿族人來侵略我們，投向滿族的人就稱爲漢奸。我的觀點跟蘇先生一樣，認爲中華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爲各種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發展。還有一個怪圈，他認爲教條馬列這種西方的觀點來套到中國頭上，是不對的，中國歷史的性質跟外國歷史的性質是不同的。馬克思有一個觀點我是很同意的：他認爲歷史的發展是因爲經濟問題，經濟因素是很重要的。中國歷史要經過五個階段這一套，蘇秉琦先生認爲是不對的。我覺得蘇先生這個觀點對，中國歷史不是照那個劃分這樣發展的。 時代周報：余英時先生認爲陳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後，已經沒有寫中國通史的想法了。 金庸：我將來還是想寫中國通史的，但是我覺得越來越難了。當時年紀輕，還不知道這樣難，覺得照以前錢穆或者範文瀾的中國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現在我覺得他們很多都寫錯了，其實中國通史不應該照朝代來寫，應從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一路發展下來，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應該照朝代來寫，而是照文化來寫。中國通史是很複雜的。 時代周報：其實你的一些歷史觀點已經表達在小說裡了。 金庸：像明代最後，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後就奸淫虜掠，有些朋友就不贊成我這樣寫，他們認爲李自成很好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有一位老師，專門把李自成放縱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壞事的資料給我，我把這些資料都寫到小說裡面。 時代周報：你是不是對明代歷史讀得比較深？ 金庸：明代歷史比較懂，明代、清代跟現代比較近一點。 時代周報：有人考據說，《笑傲江湖》就是發生在明代的。你的小說沒有寫過唐代，但是論文現在寫到唐代了。 金庸：我覺得唐代歷史比較難寫一點，因爲唐朝離開我們太遠了。我的《射雕英雄傳》最早寫到宋朝，宋朝還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現在不一樣。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輝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習慣我不大瞭解，所以我不寫，因爲寫武俠小說要寫到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辦報紙和寫小說都要講老實話 時代周報：我聽說你對《資治通鑒》讀得非常熟。 金庸：因爲那時候《資治通鑒》比較好看，容易看，我小時候在家裡沒有事，看《資治通鑒》像看故事一樣，我覺得文筆好。 時代周報：有人說，你也把《資治通鑒》運用到《明報》的領導上來。 金庸：辦《明報》跟你們辦時代周報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個電話給我：“查先生，這個問題你明天怎麼寫怎麼寫。”我就把這個電話錄音下來了。我明天去報告英國政府，明天就炒他魷魚了，所以港督是不敢這樣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員想要干預輿論，你錄音下來確定證據，告訴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馬上把港督召回。 時代周報：許倬雲先生講，新聞是短歷史，歷史是長新聞。你做新聞的信條是什麼？ 金庸：英國報人史各特(C.P.Scott)講：“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實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講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情，或者某某某做過什麼事情，這個事實不能歪曲，但是評論可以自由。我們的意見可以不同，但是根據同樣的一個事實是不能歪曲的。這一點是我們辦《明報》必要的信條。 時代周報：你從《大公報》出來，到了35歲時自己創辦《明報》，重要的緣故是什麼？ 金庸：我在《大公報》工作時，《大公報》還是獨立、自由的，所以被認爲是中國最好的報紙。我考進去，當然是希望講真話，後來到了大躍進，開始講假話，我說這個報紙不行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它還是講一畝地出5萬斤糧食，我講這是假的，我親自到廣東去參觀過。 時代周報：後來《明報》還跟《大公報》打過筆戰？ 金庸：他們(文革左派)要來打《明報》，《明報》就退讓，不跟它真正打。他們打到《明報》門口，工人就把鉛熔化了，放在樓上：你們過來，我們就倒下來。他們也不敢過來了。 時代周報：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時，中國正是風雨飄搖的時候。 金庸：《明報月刊》的態度還比較溫和一點，有些內地的學者或研究機構還可以訂。《明報》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對著幹。我說過辦《明報》是拼了性命做事。幸虧最後沒有死，那是運氣好。 時代周報：當時你和朋友姜敬寬通信時，就認爲《明報月刊》的風格想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 金庸：對，那是很公正，憑良心講話。到《明報月刊》四十年時，我還是講：我當時是拼著性命來辦的，準備給打死的，結果沒有打死，還好。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說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點也不奇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廣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這個環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時代周報：你投入到辦報的精力比寫小說的精力更多？ 金庸：辦報是真正拼了性命來辦的，寫小說是玩玩。 時代周報：你怎麼不把自己在《明報》的社評集成集子？ 金庸：現在大陸是不能出的，我出一本《金庸散文集》，很簡單的，我訪問胡耀邦、鄧小平，這些在國內的《參考消息》都發表過的，他們還是建議這兩個訪問記都删掉。 時代周報：你跟同輩的羅孚先生、梁羽生先生還有聯繫嗎？ 金庸：我跟他們都是《大公報》同事，後來辦《新晚報》。羅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羅孚常常見面的。梁羽生現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厲害，我準備過年的時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風進醫院，我去看過他。現在我年紀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過世了。 時代周報：跟新聞界的晚輩交流多嗎？ 金庸：我在浙江大學做人文學院院長，其中有一個系是傳播系，我在演講的時候，有些同學就問我：你在香港辦《明報》很出名，辦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殺掉你，你也不怕，我們現在學傳播媒介，應該取什麼態度？我跟學生講：你們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這是唯一的標準，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樣寫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來做的，是準備把性命犧牲，把報館也準備讓他們鏟掉了。你們現在不能犧牲性命，犧牲報紙事業，你的報紙事業還沒有犧牲，人已經先被炒了魷魚。如果做壞人的話，不做報紙也可以做壞人，男人可以做强盜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寧願做壞人的話，不一定做新聞工作，什麼壞人都可以做。假設浙江一個高官老是貪污，老是欺壓老百姓，你寫一篇文章美化他，違背良心，這是不可以。 時代周報：你在香港辦報紙和寫小說，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 金庸：最核心的精神是講老實話。中國好的，我就講好，毛澤東講大話，我就揭穿他的大話。寫武俠小說是爲了寫正義的人，好人就講他好的，壞人就講他壞的。社會上有這種人，我就要把他表現出來。 時代周報：聽說你現在還在改自己的小說，是真的嗎？ 金庸：現在不改了，已經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經改完了。《碧血劍》、《天龍八部》、《雪山飛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陳墨提了很多意見，很多意見我都接受，主要意見是《俠客行》、《飛狐外傳》、《雪山飛狐》。 時代周報：還會再改小說嗎？ 金庸：第四次將來再過十年再改吧。 時代周報：沈從文先生晚年喜歡改自己的小說，張兆和就跟他說：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沒有以前那麼好。 金庸：小說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總是覺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覺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 時代周報：你是自己喜歡改還是聽了別人的意見才去改？ 金庸：自己喜歡改自己寫的文章。魯迅也講，一篇文章寫好了放在那裡，不要發表，過十幾二十天拿出來看看，覺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覺得好一點，還是放在那裡，再一年半載拿出來看看，再改一下會好一點。 時代周報：你的小說在48歲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時候就寫完了，後來做了第一次修訂，還有第二次，還有第三次，這個我就覺得很好奇。 金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這樣子的。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寫好以後要交給印刷廠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覺得這個字鈎來鈎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裡。托爾斯泰看這完全是根據自己修改的來抄，當然好得多，但是他覺得自己寫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塗。印刷工人還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幫他抄一遍，托爾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寫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時代周報：問題是人家覺得你的小說已經可以不朽了，還要那麼改？ 金庸：不敢當，不敢當！我這個明河社是專門出我的小說的，我修改之後要重新排過，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錢的。普通作家寫了以後，叫他修改一個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個字花錢太多了。這個明河社本來是可以賺錢的，賺的錢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沒有這個條件，給了印刷廠，印刷廠就不肯給你改的，要拿回來修改一個字也很麻煩的。 時代周報：你有那麼時間和精力來改自己的小說嗎？ 金庸：當時看看改過已經不錯了，但是再過十天八天看看，覺得如果這樣寫會好一點。我寫武俠小說還是比較認真，比較用心的。 時代周報：你的小說在中國大概是被改編成爲電影、電視最多的吧？ 金庸：很多改編把我的小說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滿意，他們說：如果你有金庸這個本事，自己寫一個好了。他們不會照我原來的小說這樣拍的。 時代周報：張紀中拍的電視劇改編怎麼樣？ 金庸：我跟他說，你改了，我不承認。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說你有些拍得不好，當面駡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講，你爲什麼駡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麼辦法。我說：他不改好了。 時代周報：我覺得《天龍八部》拍得比較好。 金庸：《天龍八部》沒有什麼改動的。以前我說：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讓編劇自己去寫好了。編劇寫不出來就沒有本事吃飯了。 時代周報：其實你在創辦《明報》之前就曾經做過電影編劇，你的很多小說一章一節就是電影、電視的寫法。 金庸：是的。我寫劇本，當時是左派電影公司，他們要講階級鬥爭，講貧富懸殊，要打倒有錢人，但是電影老是講階級鬥爭，人家是不喜歡看的。 時代周報：你原來看過許多西方電影，然後把電影手法融入到小說裡？ 金庸：對，西方電影、電視我都看。當時在香港寫影評，就每天看一部電影，香港放電影很多的，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現在沒有這麼多電影看了。 和諸先生的交往 時代周報：我到北京訪問過李君維先生，當年他跟你一起考進《大公報》。 金庸：他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跟我一起考進《大公報》的。我到香港來跟他有關，本來要派他到香港來，他剛剛結婚，不來，那麼，報館就派我來了。他現在怎麼樣？ 時代周報：李君維年輕時寫小說很像張愛玲，非常可惜，後來幾十年都不能寫小說了，就在北京的電影公司任職。 金庸：這個人蠻好的，當時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結婚，派他到香港來，我就不來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經過“反右”，一定反進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兩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說不定“文革”的時候就死了，武俠小說也不會寫了。李君維後來不寫文章也好，逃過“反右”，逃過“文革”了。 我和李君維相識也非常偶然。我在中央政治學校念書，後來給學校開除了，那時候孫國棟比我高兩班，也是歷史學家，周策縱也是校友，我們學校最出名的就這兩位。孫國棟就講柏楊翻譯《資治通鑒》有很多毛病。柏楊第一次來香港，我跟他辯論了一次。他認爲秦始皇很好，我認爲秦始皇壞到透頂，我們辯論得好劇烈，他認爲秦始皇統一中國，把一些亂七八糟的小國統一成爲一個國家，所以秦始皇對中國有貢獻。那時候張徹、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圍攻他一個人。後來我們不談了，去吃飯。討論學術問題也不損害友誼，後來我們也是蠻要好的。柏楊生病的時候，我去看過他。 柏楊認爲秦始皇好，我說：你是受到毛澤東洗腦。柏楊其實有很多意見很好，像“醬缸”，“醜陋的中國人”。秦始皇這一點，很多中國歷史學家講秦始皇好的，我認爲不好。 時代周報：後來張藝謀拍《英雄》不就又說秦始皇好嗎？ 金庸：人家來訪問我，我說：“張藝謀拍《英雄》一塌糊塗。” 時代周報：你是不是有這樣一種心理，覺得自己沒有很完整地讀過大學，所以退休之後想到大學裡去讀點書？ 金庸：我喜歡讀書，我覺得跟大學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輕人什麼話也不客氣的，大家放肆地隨便講，在浙大、在北大，這些同學談天蠻好的。 時代周報：當年你被中央政治學校開除是怎麼回事？ 金庸：我到臺北，我的表哥蔣複璁在故宮博物院做院長。他是我們海寧人，我們海寧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這幾個人，所以徐志摩、蔣百里、蔣複璁都是我的親戚。蔣複璁帶我去見李濟、屈萬里，我說，以前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書，蔣介石是我們的校長，一聽到蔣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禮，我就說：“對校長當然要尊敬了，可是這樣子就像對希特勒一樣。”那些學生就打我：“你爲什麼把我們校長比希特勒，怎麼可以比呢？”後來學校就把我開除了，說：“你污辱校長。”我說：“我對校長很尊敬的。”這一次到臺灣去，現在政大的校長說：“查先生，以前我們把你開除了，很對不起，現在言歸于好，好不好？”我說：“我當時應該開除的，我把校長比作希特勒。”他說：“我們言歸于好，送你一個文學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說：“當然接受，不是言歸于好，是我向你們道歉。”我和張忠謀、林懷民三個人一起拿了文學博士。 我在政治學校是念外交系，現在外交系這些年輕學生都是我的師弟師妹了，他們讓我去演講：我們現在臺灣念外交有什麼出路？我說：你們學外語，現在臺灣外交當然沒有什麼希望，你們學一些偏門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將來你是全中國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們做生意，非得請教你不可。這些師弟師妹們很興奮，見了我就問學什麼文字好？我說東南亞這些小國家文字、伊朗文、土耳其文都有用，他們以後就去研究這些文字了。 時代周報：你到臺灣去得多嗎？ 金庸：那時候蔣緯國生病很厲害，我去看他。我就跟蔣緯國講：陳水扁在搞“台獨”，你一定要反對“台獨”。他說：查先生，我現在每天都在反“台獨”，他講“台獨”，我就駡他。我最反對“台獨”了，我們中國人爲什麼要搞“台獨”呢？後來蔣緯國的家私都給陳水扁拿出來抖在街上。他說：我也不行了。 時代周報：你和李敖的交往怎麼樣？ 金庸：我跟李敖本來要好的，他請我到他家裡去。後來因爲他跟胡茵夢離婚了，《明報》照實報道，他怪我爲什麼不幫他，我說：我們辦報紙的人完全公平講話，絕不因爲私交好就幫你。我到臺北去，他有一個房子想賣給我，我說：我在臺灣不置産業。他說這個房子半賣半送給我，我說：你再便宜我也不要。 時代周報：這一代人中，餘光中最近剛過80大壽，他的詩名氣很大。 金庸：余光中是因爲溫家寶喜歡引他的詩，引了他幾次所以名氣很大。他最近不大寫什麼東西了吧。他如果再早一點，跟徐志摩他們寫文章，就蠻好的。生得遲了！徐志摩是我表兄。他爸爸是大哥哥，我媽媽是小妹妹。 “我不贊成有金學” 時代周報：我曾問陶杰：香港誰的文章寫得最好？他說：金庸。我又問：金庸之後誰的文章寫得好？他說：董橋。 金庸：董橋在《蘋果日報》，我跟《蘋果日報》這些人都不往來。他年紀大了，興趣在古董字畫上面了。 時代周報：當年他和胡菊人主編《明報月刊》各有各的精彩。1966年《明報月刊》的發刊詞寫得真好，是你寫的？ 金庸：是啊。後來也登了余英時和薑敬寬的信。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訪問過錢穆先生一次，錢先生的眼睛瞎了，報紙、書都是他太太念給他聽。 時代周報：錢先生晚年的《晚學盲言》就是由他口述，錢太太記錄的。他講話無錫口音重嗎？ 金庸：無錫口音，跟我是一樣的。無錫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無錫也教過書，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錢鐘書先生送了一套書給我，寫一句“良鏞先生指教”。我說《管錐編》當中有些我還看不懂，他送給我書，我就寫了一封信多謝他。錢先生寫信很客氣，但是口頭講話就不留情面的，很鋒利。 時代周報：錢鐘書對陳寅恪是很有看法的。 金庸：錢鐘書寫東西一點一點，寫《管錐編》不成爲一個系統。陳寅恪喜歡成一個系統，自己有前後，成爲一個系統不容易，中國歷史研究成爲一個系統，這中間一定有毛病。 時代周報：余英時先生關於《紅樓夢》的觀點也跟一般的“紅學家”不同。他也不是專門研究《紅樓夢》，只是玩玩，當時正好中文大學有個演講談《紅樓夢》，後來成了《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金庸：余先生關於《紅樓夢》的想法我很欣賞，一般人不是研究《紅樓夢》，是研究曹雪芹，我就認爲這個作品可能不是曹雪芹作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研究曹雪芹根本是錯的。余先生的方向我覺得是對的。潘重規先生在中文大學的時候，我跟他也熟的，潘先生就是“索隱派”，他認爲《紅樓夢》是反對滿清。 我認爲《紅樓夢》不見得是曹雪芹寫的，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是曹雪芹寫的，現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生平，一寫幾十萬字，我覺得這個路線可能是錯的。如果最後證明這個小說完全不是曹雪芹寫的，那你的研究完全是空的。需要肯定作者是誰，如果連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沒有用的。 時代周報：現在除了“紅學”，人家還提出“金學”。倪匡說，“金學”是他開創的。 金庸：我不贊成有“金學”！ 時代周報：余英時先生家裡有一套你送給他的金庸作品集，他說睡覺前看一看。 金庸：余英時先生跟我下過一盤棋，我認爲他的棋比我好，因爲他一開頭不小心讓我占了上風，沒有辦法轉，結果這盤棋他輸了。我現在還是認爲他的棋比我好。 時代周報：余先生以前跟沈君山先生還參加過新英格蘭的圍棋賽。 金庸：我們幾個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讓我三子，讓余先生兩子，我跟余先生還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們兩個差一點，他的棋癮很大，我請他星期天來下棋，他一定來的。 時代周報：以前余英時先生和張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學談武俠小說，嚴耕望先生從來不看武俠小說，聽他們談，最後受感染了，臨行時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俠小說作爲途中的讀物。 金庸：嚴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師？ 時代周報：不算，是師兄，他們都是錢穆先生的學生。很有意思，黃仁宇先生比余英時先生大12歲，却是他的學生。 金庸：余先生的學問做黃仁宇的老師綽綽有餘，我認爲黃仁宇非常不對，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學問很好，不應該教出這樣的學生來，這個學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這個學生我一點都不佩服。 時代周報：許倬雲先生也喜歡看你的武俠小說。 金庸：他們拿武俠小說來換腦筋。很多科學家喜歡武俠小說，比如陳省身先生、華羅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臺發現一個行星，來徵求我的意見，叫“金庸星”，我說：那歡迎得很。這些天文學家說：我們空下來就談金庸小說。 時代周報：有人說你是中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小說家。 金庸：我的小說容易看，像沈從文的小說我比較喜歡，但是比較高深，比較難懂，魯迅的小說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說比較熱鬧。 時代周報：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地方，也不可能産生這樣的小說？ 金庸：在內地不可能，在臺灣可以，古龍也蠻不錯的。 時代周報：你相信一百年以後還有人讀你的小說嗎？ 金庸：我希望有。 時代周報：你有沒有想過“不朽”的問題？ 金庸：創作沒有人生這樣好，人生可以不朽，創作故事很難不朽。 時代周報：有人把金庸、倪匡、蔡瀾、黃稱爲香江四大才子。 金庸：這個講法靠不住，不對的。倪匡本來在美國的，他最滑稽了，講笑話。從前寫書的時候常常和蔡瀾在一起，我跟蔡瀾講：你講好吃的東西，我絕對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歡的東西我全部不喜歡，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沒有關係，你推薦的東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較投機，陶杰的媽媽是我們杭州人。（全文完） (金庸:本名查良鏞，1924年生，浙江海寧人，曾任報社記者、編譯、編輯，電影公司編劇、導演等。1959年在香港創辦明報機構，出版報紙、雜志及書籍，1993年退休。先後撰寫武俠小說15部，影響深遠。) 原文網址 |
|
|
| ©2006 中國評論通訊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