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日電／即將過去的2007年是過去十年來經濟發展最快的一年。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在長達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之後，仍然能够支持高達兩位數的增長，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這樣的增長故事可能幷未結束。財經日前發表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經濟學家沈明高文章如是說。
文章分析， 2008年的經濟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作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始終是政府最爲關心的問題之一，特別是猪年的猪肉漲價風波，預示著未來考驗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很可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
政府成宏觀經濟“避雷針”
文章表示，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不時面臨“過冷”或“過熱”的挑戰，假如存在著一個宏觀經濟的避險市場，能够確保經濟穩定增長的避險工具必定是政府和投資者的最愛。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席勒先生曾經預見到美國股市的“非理性繁榮”，他在2003年訪華時提出了很多通過金融創新方式進行風險管理的前沿性設想。其中，兩個設想與宏觀經濟風險密切相關：一是創設以一個國家GDP爲標的進行交易的國際宏觀市場，不同國家的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進行風險對沖操作；二是設立有關國家風險管理的國際協議，使得主要國家與國家之間可以通過風險互換的方式共擔風險。
可惜席勒教授所提出的市場還不存在。事實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爲中國宏觀經濟提供“保險”的主要避險工具，是宏觀經濟的“避雷針”。每到中國經濟出現或“冷”或“熱”症狀的時候，政府調動著各種資源，力圖實現經濟的穩定。
從目前政府的政策來看，防止經濟過熱和防止全面通脹已成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點。次級債危機導致的美國經濟可能放緩和國內資産價格過快上漲帶來的風險，也是政府進行宏觀風險管理的重要內容。
此外，政府還對企業和個人的微觀决策加以幹預。例如，中國的商業銀行有很强的放款沖動，但擔心信貸風險的常常不是銀行管理層或其股東，而是政府監管部門；中國的家庭願意投資購買多套商品房而往往不擔心房價下跌的風險，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家庭對兩套以上住房的投資，等等。究其主要原因，企業和個人的决策所造成的宏觀經濟風險最終由政府概括承受，政府充當了“最後責任人”的角色。
“富政府”何來
文章認爲，近年來，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力不但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有所减弱，反而有更加强化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政府越來越富有，幹預經濟運行的實力大大增强。第一，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名義GDP的增速。在2000年-2006年間，政府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速達到了 19.4%，比同期名義GDP的增速快了6個百分點。今年財政收入有望超過5.1萬億元，較去年猛增31%，遠超過同期16%-17%的名義GDP增長。
第二，政府的稅收工具越來越發達，未來的財政收入仍然可能保持較快增長。從今年開始，一些産品的出口關稅提高，資源稅稅率提高幷且從明年開始有可能變從量稅爲從價稅（稅率估計會在10%左右），2008年或稍晚有可能在零售環節開征燃油稅，開征財産稅也將逐步提上議事日程。這些稅率的提高或新稅種的出台都爲財政收入的增長開拓了稅源。由于稅率的調整，2007年印花稅收入可能高達2000億元，同時，出口退稅的大幅度下調或取消有可能减少退稅支出5%左右，節省財政開支大約200億元以上。
第三，國有企業分紅也是未來增加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渠道。據估計，2007年僅150多家央企就有可能實現利潤大約1萬億元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長 32%以上。如果分三類執行央企分紅，即烟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資源型企業，分紅比例爲10%；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企業，分紅比例爲5%；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上交比例三年後再定，就有可能增加政府財政收入200億-800億元。
第四，政府是財富貨幣化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資源類産品價格的上升和國有企業的大量上市，爲國有企業的資産價值的重估創造了條件。更爲重要的是，源源不斷的資源仍然在向國有企業集中，今年前12大新上市的企業全部爲國有企業，共融資3829億元，占今年全部123個IPO融資的80%左右。僅央企總資産每年增值超過了1.5萬億元。盡管這些資産不進入財政收入，但政府完全可以通過處置部分國有資産的方式爲政府融資。
第五，政府擁有對高達1.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支配權。如果需要，政府還可以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等方式籌集更多的資金。
政府幹預經濟的最大危害
文章稱，一個較爲富有的政府應該有助于確保經濟的穩定發展，但前提是要推動以民生爲中心的結構轉型，創新政府調節經濟的機制，防止政府幹預經濟産生的道德風險。
從中國宏觀經濟的風險來看，“過熱”是一種常態，這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未來的數年里，投資的較高增長應該可以保持，無論是城市化的進程還是環境治理，甚至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都需要大量的後續投資，再加上流動性過剩，投資增長短期內出現衰竭的可能性不大。近期宏觀經濟的最大風險主要來自外需的疲軟，以美國爲主的外部經濟放緩或衰退，或者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都有可能制約中國出口的增長。
推動以民生爲中心的結構轉型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關鍵。可以預料的是，當外需成爲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的時候，中國政府很有可能會將從緊的貨幣政策修正爲寬松的貨幣政策，將穩健的財政政策調整爲積極的財政政策。然而，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同的是，未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目標可能不是簡單地刺激投資，更要拉升消費，以緩解産能過剩造成通貨緊縮的壓力。一個“富政府”可能的政策選擇包括：减稅；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增加對包括社保和醫保等與民生相關的投資；通過改革資源價格的方式調整國民收入在家庭與國家、消費與生産之間的再分配。如果政策措施得當，外部經濟的沖擊反而是中國結構調整的轉機，有助于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
與宏觀經濟穩定相關聯的還有：第一，市場的穩定，即避免資産市場（包括房地産市場和資本市場）大幅度調整的風險；第二，結構轉型過程中的價格改革（如能源價格改革、匯率改革等）可能帶來的通脹風險；第三，財政收入波動的風險等。在財政相對寬裕的時候，可以考慮擇要設立相應的市場穩定基金、價格穩定基金或財政收入穩定基金等，防止周期性變化對宏觀經濟産生的風險。
比如，在印度有價格穩定基金，當橡膠、茶葉和烟草等的價格降低到一定水平的時候，該基金會啓動以保護農民利益。鑒于猪肉在國內消費中的重要性，可以考慮設立肉制品價格穩定基金，其代價可能要遠比一輪通脹對經濟沖擊所帶來的損失要小得多。俄羅斯也有一個穩定基金，用于穩定油價的周期性波動對財政收入的沖擊，當油價高于一定水平的時候，該基金由財政撥入資金開始“蓄水”，而當油價低于一定水平的時候，該基金開始“防水”以彌補當期財政收入的不足。
政府幹預經濟的最大危害是容易助長投資者的道德風險。隨著政府積累的財富越來越多，市場和投資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預期在不斷上升，出現了回報與風險之間的割裂，由投資者享受投資收益，而由政府承擔投資風險。也就是說，政府越富有，市場的風險可能反而會越集中，宏觀經濟出現寬幅波動的可能性就越大。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保持前後决策的一致性，可以幫助培育市場預期，讓合理的市場預期調節投資者的行爲，提高政府調節經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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