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這一立法討論會的一位核心學者證實，在那次會議中，懲罰性賠償能寫入該法和三鹿奶粉事件確實有關。他介紹，懲罰的前提是企業要有惡意，就是明知有缺陷的產品投放市場會造成使用人的損害，卻放任這種損害的發生。長久的立法分歧，在那天會上達成了基本一致。
該學者介紹，中國的罰款性賠償借鑒了美國的立法經驗。即企業明知產品有缺陷投放市場的，這種惡意的損害無異於謀殺，故實行有限額的懲罰性賠償。
現在進入人大立法討論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以損害為基數計算賠償額，損害包括醫療費用、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等，原則上不包括精神撫慰金。現在各方還有分歧的是，懲罰性賠償以損害的兩倍還是三倍計算。有人覺得三倍太重了。
此外，部分維權律師一直在呼籲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消費者集團訴訟的權利。
“鬆散的消費者個人難以直面組織程度非常高的商品生產者，只有當消費者有充分組織起來的能力，並且能夠組織起來參與維權，相應的消費者及其保護組織可以進行集團訴訟，則作為市場主體兩大主角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才有對等博弈的可能。”陳北元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