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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上任後，面臨的是如何將中美關係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 |
中評社╱題：“棄台論”背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分析 作者：馬博①（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院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紐約時報》這篇看似獨立的文章其實背後反映了近些年美國政界、學界一股“棄台論”的思潮動向，同時這種言論當下的出現，也契合美國政府現在推行的對華外交政策調整。另外，現有的維系美台關係的法律、機制都不足以制約美國政府實施這一政策。
•歷史上美國的對外政策向來是所謂“胡蘿蔔加大棒”並用，在向中國政府拋出“G2”的“胡蘿蔔”未能產生效果後，緊接著美國開始高調提出“重返亞洲”的戰略。實際上，早在奧巴馬當選之初，就已經定下了這一戰略，而在2010年之後，這一進程有所提速。
•評論今天美國政界出現的所謂“放棄台灣”的聲音，其關鍵要看美國政府今後對台售武的態度和政策。
•一旦美國政府作出“放棄台灣”的戰略決定，從技術上講，無論是《台灣關係法》還是後來對台的“六項保證”，都無法起到阻止美國實施這一新戰略的作用。
•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長，美國“放棄台灣”已是歷史趨勢，也是從根本上消除中美芥蒂，發展平等、互惠的國家關係的根本保證。
2011年11月10日，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位名叫保羅·凱恩的研究員在《紐約時報》評論欄發表了一篇題為“拯救我們的經濟，放棄台灣”的文章，一時間引起了中美關係觀察者的關注。文章大意是建議美國政府拿放棄防禦台灣及停止對台售武與中國政府做交易，以換得大陸放棄對美1.14萬億美元的債權。該主張的邏輯在於：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兩岸統一的大勢不可逆轉，美在台的利益已不足以為防禦台灣而開罪大陸，反而給中國國內鷹派以美干涉其內政、傷害其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之口實，進而損害中美長遠關係，應該主動出擊盡早放棄台灣。文章發表後，各種議論紛紛，反對的聲音主要基於以下幾個理由：1.出於道義，美國不能出賣“友邦。”甚至反問美國是否會出賣以色列、日本等國；2.同樣出於國家利益，特別是長遠利益，如果美國想要“遏制”中國崛起，放棄台灣顯然是短視的行為；3.出於現實考量，既然兩岸統一不可逆轉，認為中國政府會接受美方條件，白白損失一萬多億債權只能是一廂情願。4.出於法律，美國政府不可違背其法定的防禦台灣及對台售武的義務與責任。
本文以為，這篇看似獨立的文章其實背後反映了近些年美國政界、學界一股“棄台論”的思潮動向，同時這種言論當下的出現，也契合美國政府現在推行的對華外交政策調整。另外，現有的維系美台關係的法律、機制都不足以制約美國政府實施這一政策。而美國在其歷史上就曾有過類似的放棄“盟友”利益，而換取更大利益的前科。綜上所述，無論美國出於何種戰略考量在將來做出“放棄台灣”的決定，在具體政策實施上將不會在國內遇到太大阻力，而海峽兩岸政府都應為此種可能性提前做出準備。
美國學界、政界的“放棄台灣”論
美國國內的“放棄台灣”論由來已久，且其支持者不乏政界、學界重量級人物。1999年10月25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曾在日本《讀賣新聞》發表一篇名為“防止對峙的方法”的文章，闡述美國不應阻止兩岸統一，而應該施壓於台灣使其承認為中國一部分，否則長遠有可能導致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中美對抗的重演。②2011年，基辛格也曾重申這一觀點。③此前的1998年3月8日，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著名國際關係教授約瑟夫·奈也曾在
《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支持中國大陸實行“一國兩制”政策統一中國。④這一主張後來也被稱為“奈主張”（Nye Proposal）。2010年1月，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季禮（Bruce Gilley）教授在《外交事務》季刊撰文提出台灣問題的“芬蘭化”主張。提出美國應抓住歷史機遇，不再為台灣的安全提供保障，避免因此與中國大陸為台灣問題產生兵戎相見的風險。
由此可見，美國政界、學界關於“放棄台灣”戰略的討論已有時日。而近來的“放棄台灣”都是通過美國有政策影響力的報紙、雜誌刊發，是否有為對台政策轉變提前放風的意味呢？雖然美國政府的具體政策變化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卻可以透過分析宏觀上中美關係近年來的變化，微觀上維持美中、美台關係的具體法律、協議，判斷美國對台戰略變化的可能性，來做出一個比較可靠的預測。
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
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就有兩種思潮：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合作論。在“中國威脅論”盛行的年代，透過向台灣售買武器，可以起到制約大陸的目的。特別在冷戰結束的初期，“民主第三波”時期，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的榜樣起到了地區的示範作用。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不斷發展，中美兩國利益的不斷加深，“中國合作論”成了目前美國政壇對華政策的主流。特別是在小布什總統第二任後期2006年至2008年之間，中美兩國互動頻繁，美國稱中國為其“利益相關者”。這裡僅舉一例,前布什政府財長亨利·保爾森在2008年10月號的《外交事務》雜誌撰文，表示和中國合作是唯一可行的美國對華政策，並表示美中關係在布什時期內達到前所未有的歷史最高水平。當時的中美關係之緊密，保爾森之後在其自傳《危機邊緣》中有所暗示。2006年時任高盛總裁的保爾森並無意答應在國內名望走低的布什總統的邀請接任內閣財長，但卻在一次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單獨會面之後，在周小川對其表示希望他考慮出任財長之後改變了主意，同意擔當布什內閣財政部長。⑤同時對布什總統提出希望自己“幫助管理”對華經濟政策，而布什當即表示同意，讓其與時任國務卿的賴斯協商，而賴斯也無表示異議。⑥同年，在保爾森推動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論壇”成立，成為中美兩國高級別官員直接、定時對話的一個主要渠道。這也可以解釋為何2008年《外交事務》的那篇談美中關係的文章不是按傳統由國務卿撰寫，而是由其財長“帶勞”了。而美方也在那兩年獲得了數量可觀的中方對美債的投資。
而奧巴馬上任總統之後，面臨的是如何將中美關係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美之間的利益與矛盾變得更加複雜。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順差、中國購買美債等經濟安全問題更為雙方政府所關注而成為政策主流。為了使兩國更好的應對、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從2009年伊始，便開始公開倡導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和“非正式兩國集團”（G2）。其中G2提倡效仿以往“8國集團”的模式，建立中美兩國長效合作機制，共同處理國際事務。然而，當2009年11月奧巴馬總統訪問中國時正式向中方提出這一理念，溫家寶總理以中國“不結盟，國際事務不能以一兩個國家的利益來決定”的主張，在事實上否定了美方的這一建議。
歷史上美國的對外政策向來是所謂“胡蘿蔔加大棒”並用，在向中國政府拋出“胡蘿蔔”未能產生效果後，緊接著美國開始高調提出“重返亞洲”的戰略。實際上，早在奧巴馬當選之初，就已經定下了這一戰略，而在2010年之後，這一進程有所提速，由美國牽頭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峰會，也似乎有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意味。另外在軍事上，美國從2012年開始在澳大利亞駐軍，高調介入南海問題等一系列的舉措似乎都在宣誓其在亞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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