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9日電／次貸危機的波及範圍還在擴大，美國的次貸危機變成了全球危機。各國對國際資本保持著高度警惕，同時也在嘗試向美國輸出資本，占領潜在的價值窪地。次貸危機可能是一個契機，其他國家資本給美國輸血的同時，多中心的金融市場就可能形成。21世紀經濟報道日前就次貸形勢下中國的發展問題專訪了有關專家。文章如下。
次貸危機向經濟整體傳導
問：美國媒體擔憂，美國經濟會走向“失落的十年”，是否真有如此嚴重？次貸市場是如何將危機傳導至整體經濟的？
管濤（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副司長）：美國的經濟基本面可能出現了一定的問題，即長期的資産價格暴漲，導致比較嚴重的泡沫；于是，房地産市場開始調整，次貸出現問題；然後，金融和實體經濟的交互作用不斷綿延，引發消費問題；繼而波及到整個美國經濟。2001年美國IT泡沫破滅時，格林斯潘采取降息措施，用房地産泡沫來彌補股市泡沫破滅，仍然保持强勁的消費勢頭，所以經濟只經曆了短暫的衰退，很快就複蘇了。但這次不同，美聯儲注入流動性、降息等措施在短期內對股市有點提振作用，但是美國房地産市場還在調整，投資者已對經濟基本面喪失信心，所以隨後股市還是會掉。因此，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于穩定市場作用寥寥。
趙錫軍（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教授）：次貸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爲低信用等級的住房貸款，通過證券化成爲高信用評級的抵押産品。很多投資機構通過拆借資金來購買此類産品，當它出現了問題，這些機構就出現虧損，引發流動性不足，幷且由這類機構擴散到跟它相關聯的其他商業機構，從這類産品擴散到所有的證券産品，最終又傳遞到房地産業，傳遞到信貸市場，使得正常的房地産貸款、正常的消費貸款都受到影響，形成信貸市場的緊縮。信貸緊縮使正常的消費信貸畸變，房地産信貸大大收縮，房子沒人買，又引發房價進一步下跌。房價下跌又導致那些拿房子做抵押去貸款消費的人不願意還貸。就這樣，信貸市場和房地産市場交互作用、惡性循環，導致兩者都受挫。這種頽勢勢不可擋地向整個經濟領域擴散，使所有正常消費活動、投資活動收縮。
問：面對經濟衰退的危險，美國政府采取了降息、减稅等幹預措施，能否起到作用？
黃衛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思考：第一，不管怎樣擴張貨幣，增加的只是流動性，幷沒有從根本上解决償債能力的問題；第二，美聯儲利用政策杠杆調控，不能防止虛擬經濟中的金融放大和金融崩潰；第三，就目前局勢來看，美國的監管機構好像沒大說實話。美國的透明度好像擠牙膏一樣，出了事透明一點，再出事再透明一點，現在監管機構幷沒有在透明度、實際監管、金融機構自律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我認爲解决措施無非是兩個：一是政府買單，一是通貨膨脹。美國現在有政府買單的苗頭，但具體會采取哪種措施，尚不好定論。
管濤：如今美國經濟面臨的是高通脹，不同于格林斯潘時期的低通脹高增長。雖然美聯儲在降息，但是由于投資者的通脹預期仍在上升，實際利率還在往上走，再加上市場恐慌，基本上大家都不敢往外放貸。所以說，在高通脹的環境下，低利率對于經濟的刺激效果到底有多大，還是一個問題。
另外，美國也面臨開放帶來的問題。美國的降息以及注入流動性等措施，幷沒有全部施及美國的經濟體系，而是通過開放向外溢出。據悉，美國今年1月份的資本淨流入量較去年12月份相比降幅很大。在這種態勢下，有人預計美元可能會像當年的日元一樣，成爲一種利差交易工具，就是說，美元的利率很低，而且在貶值，投資者可能大量借入美元，去購買其他的貨幣資産。因爲這種開放的環境，美聯儲降息政策的效果也會受到制約。
李稻葵（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我覺得，美國經濟陣痛在短期內會得到緩解，有三個理由：首先，保爾森和伯南克的組合是一個“夢之隊”，他們對于形勢的判斷很准，很有超前性。其次，得益于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國外存在大量的資金資産，可以在短期內用來營救美國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第三，在財政政策方面，耗盡美國財力的伊拉克戰爭反而是特別有利的條件。這場戰爭耗費了美國3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4%的GDP。當新總統上台之後，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逐步從伊拉克撤軍，一旦撤軍，占GDP4%的財政支出就可以用于解救美國經濟。另外，美國尚有投資空間，譬如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這都有利于緩解經濟壓力。
次貸危機的全球化
問：降息造成了美元貶值，會對國際經濟産生什麽影響？特別是對新興市場國家，國際資本會否因此由新興市場回流美國？美元貶值是否會將經濟危機轉嫁到新興市場國家，比如中國？
王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整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如果歐洲央行降息，會面臨比美聯儲更大的壓力，因爲歐洲工會組織在勞資談判中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一旦出現通貨膨脹，工會就會要求提高工人工資，進而可能引發歐元區物價水平和工人工資交替上漲的過程，這種情况在1970年代出現過，最近歐洲央行很擔心會重演。因此，盡管美聯儲已經6次降息，歐洲央行一直保持歐元4%的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如果歐洲央行繼續堅持緊縮性貨幣政策，歐元區經濟可能出現放緩的壓力，同時，歐元對美元會繼續大幅度升值，致使貿易赤字增加，又進一步影響了歐元區經濟的增長。另外，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最近在降息，也會對歐元區的貨幣政策産生影響。
與歐洲央行相比，日本貨幣政策面對的壓力可能要稍小一點，但是在次貸危機的沖擊下，日本央行也面對著CPI上升和GDP下降的雙重困難。因此，日本中央銀行也面臨兩難選擇：是加息以抑制通脹，還是降息以促進增長。日本是一個資源依賴型的國家，受油價、糧價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很大，抑制通脹的壓力會比較大。
李稻葵：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在過去五六年甚至十年間，受益于全球資本市場的一體化，得到了來自于美國和其他國家相當數量的投資，從而使得這些國家短期內經濟比較興旺，股票市場價格高漲，股市超過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于海外；也使這些國家本地的利率比較低，房地産很興旺，經濟很活躍。次貸危機之後，西方主流金融機構重新構建模型、估算風險，發現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風險很大，在這種情况下，資金可能會出現逆流，從這些新興市場流回發達市場經濟體。
有人問，美元利率較低，人民幣利率較高，而且在升值，會不會導致資金流入中國？我認爲，不能簡單地用利差來判斷資金的流向，利差只是一個變量，風險這個變量也要考慮到。我個人判斷，國際金融機構來中國投資的風險會上升，因此國際資本流入的壓力會有所放緩。我認爲這對于中國經濟是一個正面的影響。如果這個推論正確的話，那我們的貨幣政策面臨的國際環境在半年以後，或者是一年以後，可能會容易一點，而不是更複雜。
問：次貸危機對于東亞和中國的出口貿易和外商投資又會有哪些影響？
歐明剛（北京外交學院國際金融中心主任）：東亞地區多數的國家出口，是以美國作爲主要目的地，例如，中國是21%、日本是20.6%、韓國是13%，等等。美國的經濟問題，對歐盟影響也比較大，進而會影響到東亞地區對歐盟的出口。美國對東亞地區很多國家的進口速度已經在下降，有些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張燕生（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美國次貸危機對于中國的影響不可低估，起碼在2008年和2009年，對于我們的貿易增長會有不利影響。在這之中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受到的影響要小，而對于中小企業打擊可能比較大。從目前的情况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增長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外資企業對外部沖擊和國內調整的反應比較靈敏，應對能力明顯强于內資。
2008年和2009年，我們的招商引資也會發生比較大的變化。一方面，在外部沖擊和內部政策調整的條件下，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和投資政策會有一個兩年的觀望期。另一方面，服務業(特別是地産和金融)的外商投資會上升比較快，外商投資的絕對值有可能仍然上升。越南和印度等國家跟中國比，無論是産業檔次和投資環境，差异還是比較大的，所以，如果工作做得好，它們的競爭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中國能否抓住機遇
問：次貸危機除了帶來危害，是否也給中國帶來了戰略機遇？
連平（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次貸危機導致國際金融格局發生變化，幷且會帶來長期影響，我覺得，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可以起航了。次貸危機對美國的影響非常大，尤其是對美元的影響，現在處在全球貨幣體系演變時期，我覺得應很好地考慮一下人民幣走向國際化，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
國際貨幣要求既能够在境內進行自由兌換，也能够在國際上進行自由兌換。所以要成爲國際貨幣，第一步就是能够在貿易中成爲支付結算的貨幣，現在按照外匯管理局的規定，人民幣可以用于計價，但是不能用于對外結算和支付。人民幣在1996年已經實現了在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隨後，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在很多方面也都已經放開，當然短期資本的流動，尤其是短期證券方面資金的流動，控制得還是比較嚴。我覺得，現在是考慮改變體制的時候。我們曾經研究過，人民幣用于國際結算，如果監管部門管理得當，在起步的時候沒有風險，完全能够管得住。當然，這只是初步的設想。
黃衛平：因爲次貸危機，世界經濟格局出現了重新調整的態勢。從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看，存在一個“不可能三角形”，即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入這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對于中國如此大的國家來說，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不能放弃的，那就要在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入中進行選擇。美元不斷貶值，最終會不會引起國際金融的進一步動蕩？我覺得，現在應該適當地放弃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把匯率穩定作爲政策目標，在穩定的基礎上再推進金融改革。我的建議就是，目前應該比較嚴格地控制資金的流進和流出，監管力量要加强，而且限制流動的手段必須有效。我非常同意溫總理關于人民幣匯率變化的那幾個原則——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必須斷掉海外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這樣强烈的預期對我們的經濟極爲不利。
歐明剛：有人問，次貸危機是不是我們購幷美國金融機構的最佳時機？我不知道。但是，即便我們收購了這些機構，又能怎麽樣？我們有沒有能力掌控它？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有學習的機會，我們能藉此反思金融改革、金融創新。
問：中國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和機遇？
張燕生：從中國來講，核心問題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消費爲主，大力發展服務業，真正推動管理、技術和市場的創新，真正使中國從依靠外需和依靠要素增長，轉變爲消費拉動，轉變爲以技術、市場和管理的創新拉動的發展方式。
連平：企業調整、經濟結構轉換、出口部門結構完善和升級，這些都需要有時間。技術升級也好，壓縮成本也好，産業轉移也好，甚至于和外商企業的談判也好，都需要有時間，因此要有一定的緩沖。中國現在的狀况，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30年，對出口部門一直是鼓勵、優惠、放松的政策，如果在一兩年中就完全改變這些政策，對出口部門肯定是滅頂之灾。所以匯率升值應該小步漸進，避免短期內過度升值，使得出口企業措手不及。
相應地，對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也應該控制節奏。另外，要適當放寬信貸控制。目前對信貸需求還是很旺盛的，突然把信貸口子扎緊，肯定會使一些中小企業融資非常困難，我覺得可以適當放寬。事實上，如果信貸政策太緊，可能會導致一些替代效應，比如，最近1月和2月外資流入很多，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幣貸款拿不到，就想辦法到外面去融資。
問：次貸危機會給金融業帶來什麽變化？
李稻葵：次貸危機使西方金融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金融創新模式，反思金融市場運營模式，等等。美國國會已經開始討論，很多金融機構在過去十幾年中，在金融創新中做了很多不恰當的事情，需要立法去規範。美國有這樣一個特點，每發生一次金融危機，體制都會做出相應調整，而且調整往往是過頭的。例如，大蕭條之後，他們出了一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把商業銀行跟投資銀行分開；安然事件以後，他們搞了一個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法值得反思，它使得紐約受到倫敦的挑戰，很多人說美國過分監管，不願意在美國上市，不願意在美國搞金融投資，跑到倫敦去了。所以，次貸危機也可能使整個金融市場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變化會導致金融監管機構和監管方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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