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4／一個廣爲人知的匯率觀點來自巴拉薩—薩繆爾森命題:在追趕型經濟體國家中，主要表現在可貿易商品産業即制造業生産率提高更快，而不可貿易行業（如服務業）生産率提高相對較慢。故此，上升更快的制造業的工資會吸引勞動力從服務業流出，從而抬高服務業工資水平，其結果是整個經濟的工資水平提高及整體物價水平的上升，也就是說實際匯率升值。
中國江蘇網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文章表示，這個命題在中國却走了樣，由于貿易部門價格不能得到迅速提升甚至下降，導致非貿易部門價格也上不去，整個價格水平長期被壓制在低位，實際匯率上升緩慢甚至下降，如此，勞動生産率的提升很大程度就單純演化成名義匯率升值的壓力累積。
文章分析，這樣看來，人民幣匯率當下之困境顯然是經濟體內部兩大部門的價格體系出了問題。三個因素是關鍵。
其一，在一個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經濟體中，中國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産率加速增長幷持續地超過工資增長的狀態在“劉易斯拐點”（現新增勞動力數量低于勞動力需求數量的情况）出現之前難以有效改觀。因爲生産利潤分配給高工資和勞動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業的環境中才可能實現。勞動力價格的滯脹使得勞動生産率的提升的效果很大程度演變爲本幣升值的壓力。
其二，國內要素相對價格的系統性扭曲，政府壟斷以及對經濟的主導能够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和資源、土地、低成本的環境污染，也包括壟斷部門稅後利潤不分紅，使得其儲蓄率急劇上升，資金機會成本變得非常低廉。這些扭曲的生産要素不僅刺激國內的投資，也加大了廉價勞動力之外對世界制造業産能向中國轉移的吸引力。而新産能的增加，一是替代進口，二是在國內消費相對不足的情况下化爲出口，其結果就是外貿順差增加。
而要素價格扭曲的一個直接結果是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加劇，經濟發展的投資主導强化、資本密集度增加。低廉的資金成本使得企業傾向于投資資本密集的産業，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其結果自然是這些行業勞動生産率的大大提高，但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根本不需要很多勞動力。因此，生産率的飛速提高無法同步轉化爲勞動收入的提高，也就難以轉化爲消費和購買力的提高，即實際匯率的提高。
其三，現行的財稅體制（以流轉稅爲主體的稅制）所形成的政府激勵使得政府職能轉換舉步維艱。中國的情况是哪里上項目多、哪里烟囪多，哪里的政府就越富，如是，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如法治環境、誠信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産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財力支持而建設嚴重滯後。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金融體系進一步深化改革困難重重（由于金融生態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民營資本融資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資源越來越向著大企業、與政府有關系的客戶和壟斷部門集中，信貸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國內儲蓄難以通過有高效信用中介轉化爲有效的投資，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惡性循環，難以自拔：國內消費啓動不起來，資源依賴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不了，過剩的生産能力必然要尋求外部需求來平衡。
始自2004年以來的宏觀調控思路，幷不偏重于通過積極的經濟結構性調整來疏導兩大部門價格傳遞，從而逐步釋放累積的通脹壓力和本幣升值的壓力。結構性改革嚴重缺位而直接啓動了名義匯率升值閥門，漸進升值道路的宣示事實上等于是“快快向中國搬錢”的邀請函和動員令？果不其然，貿易順差、外資直投、以及應邀來華分享人民幣漸進增值好處的熱錢，三股潮流合幷，使得中國的貨幣流動性滔滔不絕。當一個個圍堵流動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被用至極限之時，回過頭來發現所有的問題依舊，甚至愈演愈烈。
太多的貨幣首先推動的是非貿易部門的價格上漲，特別是房地産和土地等資産價格暴漲，使得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務成本的迅速上升，同時工業部門也就開始産生加薪的預期；而工業部門的工資提高對農業部門的工資傳遞效應非常明顯，國內農業部門産出越來越受到可貿易工業部門的工人工資所决定，加之貨幣泛濫所引致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直接推升了農業生産資料的價格，生産成本推動下的農産品價格走高是顯而易見的；價格傳遞的最後階段必然是，原材料價格上漲、人工成本和地價的上升以及人口、資源、環境等各種紅利的消退倒逼反推貿易部門制成品價格開始上漲。這便是當下中國所謂結構性物價上升的邏輯主綫。
文章稱，在實際匯率决定等式中（實際匯率增速＝名義匯率增速＋通貨膨脹變動率），由于價格傳導不暢導致通脹因素累積釋放的情况下，國內更多的聲音開始冀望于名義匯率的一步到位的大幅升值：認爲名義匯率的大幅推升，就能够將價格上漲的壓力消弭于無形。這種機械思路背後的一個潜在邏輯依然是，名義匯率升值能有效地縮小順差，改善國際收支。
但是一個顯然的結論是，由于全球化趨勢下跨國公司已經成爲了全球生産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幷實現了按價值鏈組織全球分工，從而根本上改變了貨幣、貿易和更多宏觀經濟變量的傳導機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的幾十倍的生産要素價格差，使得傳統的通過匯率來調整貿易平衡的機制在低端價值鏈幾乎完全失效。名義匯率調整的結果更多反映在利潤水平波動而根本上很難改變全球貿易模式。相反，中國很可能在這種不同價值鏈的利潤重新分配中進一步受損。
而中國的進口主要取决于投資，投資對價格的敏感度很低，因爲許多需要進口的重大建設項目的上馬，往往取决于政府計劃部門及銀行貸款，幷不會太多考慮匯率。中國的進口與消費還主要受到衆多非匯率因素影響，如醫療衛生、養老、退休和社保等服務體系落後，與私人消費配套的城鄉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的落後，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效率低下等。這些經濟因素的結構性調整，將比人民幣升值更有效地釋放中國的進口購買力。
既然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大幅升值對减少中國的外貿順差效果幷不可靠，也不明顯，我們爲什麽要選擇這樣一個方向呢？
國際收支失衡其本質上是一個內在的宏觀經濟的總量問題，幷不直接取决于貿易政策或産業競爭力，最終它取决于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因爲它們决定了資本的國際流動。而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這兩個變量，幾乎不受貿易政策的影響，更不會受到其他國家貨幣升值或貶值的影響，儲蓄與投資的長期失衡，顯然最終是由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决定。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匯率的困境只不過是投資和消費內部失衡的一個必然結果，而不是原因，通過名義匯率的大幅升值來治理通貨膨脹有本末倒置之嫌。
文章最後表示，對于當下之中國，加快資源性産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力度，加快居民、政府、企業以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財富分配上的調整，是擺脫投資消費失衡困擾的唯一正確出路。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實際成本之後，再加快人民幣名義匯率市場化波動幅度。届時，由于産品實際成本的適度上升，人民幣升值的實際空間有限。幷且由于沒有持續升值的政策性預期，進入國內的熱錢總量會較小，相應的升值壓力也小，升值幅度也會更加科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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