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29日電／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總體思路應該是圍繞國內經濟發展的目標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把國內利率政策作爲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匯率政策作爲保衛中國經濟成果、保衛中國經濟版圖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時，匯率政策應該服務于利率政策，爲實施正確的利率政策讓路，不應該讓匯率政策牽著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應該讓匯率政策約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通過利率、匯率、資源價格體系的互動和調整，達到把國民財富留在國內的目的；同時，通過實施自主的貨幣政策，迫使美國調整自身的貨幣政策，形成相對公平的國際經濟環境。第一財經日報日前發表厦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餘雲輝文章如是說。
文章具體建議如下：
建議之一：根據通貨膨脹率調整存款利率，改變存款負利率的狀况，同時，相應地，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升值調整爲貶值。
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制定貨幣政策必須同時考慮下列四個基本要素及其彼此之間的平衡：利率、通貨膨脹率、匯率、美國基准利率或國際游資成本。從理論上講，最佳的平衡狀態應該是：人民幣存款利息收入加上或减去人民幣貶值或升值所形成的匯兌損益之和，等于國際游資的資金成本。如果其中的某個要素發生變化，那麽，可以根據經濟環境的具體情况，通過調整另外兩個要素或另外兩個要素之一來實現新的平衡。根據利率、通貨膨脹率、匯率和國際游資成本之間的平衡關系式，可以看出，在維持正利率的前提下，通貨膨脹率上升，本幣就應該貶值，而不是升值。出現通貨膨脹應該成爲本幣由升值轉爲貶值的分水嶺。
以中國當前的情况爲例，2007年度全年通貨膨脹率達到4.8％，央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應該從目前的4.14%調整到4.8%之上；而美國目前的基准利率是3.0%，可見，如果爲了抑制通貨膨脹、改變人民幣負利率的現狀，人民幣不僅不應該升值，而應該貶值。
一個國家，沒有理由在存在巨額外匯儲備的情况下選擇外匯貶值和本幣升值，更沒有理由在出現通貨膨脹的情况下繼續選擇本幣升值甚至加速升值。
通過提高人民幣存款利率、扭轉人民幣負利率的局面、適度地對人民幣進行貶值，有利于達到以下目的：
首先，人民幣貶值可以减少1.5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匯兌損失。人民幣少升值1%，相當于中央銀行少損失1200億元人民幣；人民幣少升值10%,相當于少損失1.2萬億元人民幣。只要中國沒有把過多的外匯儲備降到合理的水平上，中國就應該阻止人民幣升值。
其次，人民幣存款由-0.66%利率變爲正利率，可以增加儲戶收入，有利于增加居民的財産性收入，有利于儲蓄穩定和物價穩定。
再次，提高利率意味著提高社會資金的使用成本，也意味著提高社會資源的使用成本。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長期難以擺脫粗放經營的根源在于，包括資金在內的各類資源要素如土地、燃油、礦産、水、勞動力等價格長期低于合理水平。在開放的經濟體內，提高資金等各類生産要素價格就意味著把財富留在了國內，同時，也有利于改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
建議之二：提高國內各類生産要素價格和環境保護要求，使得各類生産要素價格、環保標准與國際市場接軌。
人民幣停止升值甚至貶值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手段，也是促進出口的手段，但容易引起貿易爭端。因此，需要通過提高生産要素價格和環保標准來提高出口企業的生産成本，抑制出口的過度擴張。
提高生産要素價格和環保標准才能實行可持續發展，才能從經濟杠杆的角度落實科學發展觀，才能把財富和資源留在國內，而不是以低價換取美元然後貶值。
正確的宏觀調控策略是，一方面持續提高生産要素價格和環保標准以達到國際水平，增加企業的資源成本與環境成本，促使企業轉變增長模式，另一方面將人民幣由升值轉變爲貶值，防止出口能力急劇滑坡。把握好人民幣貶值與生産要素價格、環保標准提高之間的尺度，這是宏觀調控的藝術。在企業經營效率沒有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提高生産要素價格和環保標准往往會産生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這是推行人民幣貶值政策的合理理由。
建議之三：逐步降低存款准備金率，縮小銀行存貸利差，以此配合存款由負利率轉變爲正利率。
中國商業銀行存貸款利差是國外銀行存貸款利差的2倍以上，不合理的存貸款利差收入形成了商業銀行包括在華外資法人銀行的巨額壟斷利潤。這是對國內産業利潤的侵蝕，影響著國內産業資本的長期競爭力，因此，提高存款利率、實現負利率向正利率轉變幷不意味著貸款利率的等比例提高。
一方面銀行資本應該向産業資本回吐一部分利潤，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存款准備金率、擴大商業銀行貸款業務量來適度彌補其利潤損失。同時，適當提高利率意味著增加企業使用社會資金的成本，而降低存款准備金率意味著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貸款供給，二者之間是一種對沖式的平衡。因此，提高存貸款利率、縮小商業銀行存貸款利差政策需要同降低存款准備金率政策之間相互配合，這樣才能形成一種平衡型的貨幣政策。這一貨幣政策的內涵還在于讓有競爭力的企業能够得到相對高成本資金的充分支持，幷以市場化的貨幣政策徹底取代行政性的“貸款窗口指導”。
建議之四：推動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以此配合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根本性調整。
利率政策的調整主導著匯率政策的調整，但是，利率政策能否得到充分運用幷取得預期效果，需要企業直接融資市場化改革的配合。如果企業直接融資繼續實行目前低效率的行政審批制度，如果企業缺乏起碼的資本自主權、資金成本結構及期限結構的選擇權，如果企業仍然缺乏一個高效率的市場化的股權融資市場和債權融資市場作後盾，從而真正解决企業直接融資難的問題，那麽，在銀行存貸款利率與通貨膨脹挂鈎從而增加企業的財務成本支出的情况下，一些優秀的企業可能因爲股權融資難而成爲高利率政策的犧牲品，由此可能導致所謂的“貨幣政策緊縮過度現象”。這種所謂的“貨幣政策緊縮過度現象”不是因爲貨幣政策自身欠妥，而是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化”的資本市場來配合貨幣政策的實施。從某種角度看，資本市場自身的“市場化”改革是利率政策調整和匯率政策調整的重要條件之一。
建議之五：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調整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
通過提高利率水平、資源價格和環保標准，將在短期內推動企業生産成本上升，可能造成短期內的物價上漲，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這不是壞事，相反，一定程度上的通脹可以成爲經濟結構調整的契機。
這類成本推動型通脹可以改變國內的利益分配格局，避免進一步資源浪費，同時，通過通貨膨脹率與利率的挂鈎，將人民幣由升值趨勢轉變爲貶值趨勢，可以避免國民財富的流失。只要財富留在了國內，只要財富沒有流失到國門之外，政府就可以利用財政手段進行再分配來解决通貨膨脹所産生的問題。把財富留在國內是政府調控經濟的物質前提。政府可以通過擴大財政在教育、醫療、環境、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來擴大內需和解决社會公平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不應該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爲最高目標，而應該把防止國民財富流失、增加社會財富、提高社會福利作爲最高目標。只要能够實現後者的目標，通貨膨脹其實是一種産業結構調整和社會收入結構調整的表面現象而已。
宏觀經濟調控不是單向的政策運動，不能依靠“獨一味”的單方，而需要把握客觀經濟對象自身內在的對立統一規律，實現對立統一中的平衡，因此，偏緊的利率政策需要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進行平衡；利率與通脹率挂鈎、資源價格上升、環保標准提高抑制出口，這就需要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平衡；商業銀行利率上升對企業經營活動産生影響，這需要通過發展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來平衡；商業銀行存貸款利差的减少對銀行業績産生了不利影響，這需要通過降低存款准備金率來平衡。總之，宏觀調控要堅决避免“頭痛醫頭”或“拔高增肥”，而應該著眼長遠、立足根本，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
建議之六：加强資本項目管制，在人民幣貶值到合理目標之前嚴防資金外逃。
美國的貨幣政策已經讓中國1.5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蒙受了很大的損失，中國應該設法得到彌補；此外，近年來進入中國本土的外資獲得了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值，中國應該通過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設計把外資機構的超額利潤再分配回來。有統計表明，僅僅外資投資于銀行股權一項，2006年度就增值了1萬多億元人民幣，如果把外資投資于保險、證券、信托、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股權計算在內，外資的收益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在華資産大幅增值之後，這些外資機構所持有的人民幣資産都要向中國金融機構兌換成美元出境，這將消耗掉大量的外匯儲備。如何降低消耗的程度？唯一的途徑就是把外資機構的人民幣資産通過外匯管制的方式關在國內一段時間，使得這些外資機構的人民幣資産一方面接受通貨膨脹的貶值，另一方面接受人民幣的貶值，從而將他們在中國掙得的一部分非市場化的暴利吐還給中國。
建議之七：迫使美聯儲放弃弱勢美元政策。
爲了使國內的利率提高、人民幣貶值、資源價格上升等抵抗性和防禦性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需要在國際匯率和金融市場上更積極主動，比如，可以通過拋售部分美國國債、相應提高美國國債收益率、最後借助美國國債利率的定價傳導作用，壓低美國其他金融商品價格，促使美元升值，維護1.5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價值，同時减輕人民幣主動貶值的國際壓力。
設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和推行QDII政策無法解决中國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難題。中國外匯投資公司持有的2000億美元資産，其年化收益率估計難以達到5％，難以取得每年100億美元的投資收益，可是，只要人民幣升值1％，就相當于抹去了中投公司1.5年的投資收益。我們沒有理由對外匯儲備的“走出去戰略”抱有過分樂觀的幻想。因此，與其把一部分外匯儲備的命運交給海外市場去被動地漂泊，還不如通過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聯動，主動地確保整體外匯儲備的保值和升值。
文章最後說，中美匯率博弈是發生在中國本土的一場金融較量。美元已不再代表黃金、不再代表美國的信用、不再代表任何持久的實體，在美元的背後僅僅是美聯儲計算機鍵盤敲打出來的虛擬的符號，因此，美國急于把符號化的美元變爲中國的土地、資源和企業股權尤其是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股權。外資機構拿著美元可以在中國肆意收購，美元在中國擁有著超越人民幣的購買權利，可以從事著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做不到的事，相反，中國持有的美元在美國本土除了可以購買美國債權却難以購買中國所需要的股權、技術和商品。
中國必須防止更嚴重的掏空。中國應該與其他國家之間“對等開放”。中國需要反思貨幣政策和利率政策、資本市場建設方面的不足，調整政策和思路，重視政策之間的平衡和配套，才能避免中國經濟發展成果被金融危機所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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